女性ADHD的成功故事
當女性被診斷出ADHD時，所面臨的是前所未有的挑戰。除了在日常生活中會遇到困難，在職場或是學校這類的重要場合也都是充滿障礙。這很辛苦，但就像許多困難的事情一樣，總是會從中學到什麼，不是嗎？儘管如此，ADHD並不是終身枷鎖，以下的成功案例是關於七位患有ADHD的女性領導人，她們鼓舞人心的故事！
Trudie Styler，58歲（知名演員和電影製片人）
Trudie Styler於1992年與英國搖滾明星史汀結婚並育有四位孩子。她在1960年前往英國就讀時發現她在學習閱讀方面遇到了麻煩。學校建議她去做視力檢查，結果發現她的視力沒有問題，然最終的診斷卻是簡單的二字：「愚鈍」！
在Trudie被真正診斷出ADHD之前，她的母親對大家說「我的Trudie並不愚鈍，她只是學習閱讀的速度較慢。」很快地，學校成了她的噩夢。特別是當她從小學進到高中時，她徹底迷失了。那麼是什麼力量幫助她渡過這段辛苦的日子？她說「我對上帝的信心開始增長，當你極度孤獨和迷失時，那微弱的聲音使你知道自己並不孤單。」除此之外，在高中時期當運動員和演員也有幫助，她說「當我站上舞台，開始成為另一個角色時，我可能會以某種方式來跳脫原本的我，並扮演好那個角色。」
高中畢業後，Trudie下定決心要成為演員，並前往莎士比亞故鄉—史特拉福（Stratford-upon-Avon）。在那裡，她找了份家庭清潔工並隨這個家庭一起搬到倫敦居住，接著她寫了一封信給布里斯托老維克表演學校（Bristol Old Vic Acting School）希望他們能夠給她一個試鏡機會，而她確實獲得試鏡機會並獲得入學奬學金資格。Styler說「我真正的生活就從這裡開始，我己經開始實現夢想，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命運就站在我這邊。」1981年，她加入皇家莎士比亞劇團，從那時起，她已經出現在電影和電視連續劇中並製作了15部電影。另，瑜伽對Styler也有很大幫助，因為「冥想可以幫助她清除腦中混亂的思緒，同時也能幫助她在閱讀劇本時可以更好旳集中注意力。」
Styler的父母告訴其他的家長，「當你還小時，你希望自己是個正常人，但隨著年齡的增長，變得正常不再是一件什麼大事，因為你所擁有的天賦才是最重要的，為自己成為什麼樣的人感到驕傲並順從你內心的聲音。」
Sharon Wohlmuth，65歲（作者和攝影記者）
在經歷幾次學業上的挫敗（大專階段因速記不及格而被開除以及因對賓州州立大學課程不感興趣而退學），Sharon Wohlmuth於1972年進入費城的摩爾藝術與設計學院就讀，而這決定使她進入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歲月。Wohlmuth說「這也激發了她一生的熱情，使她成為攝影記者和暢銷書作家，贏得了國際讚譽。」
畢業後不久，Wohlmuth 帶著滿分自信、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集和未經診斷的ADHD來到紐約，並在《新聞周刊》找到了她的第一份攝影工作。此後不久，她在費城訊問報處（發行於美國賓州費城市區的一份每日晨報）開始了20年的攝影記者職業生涯。Wohlmuth說，ADHD為她的成功做出了貢獻。她說「這給了我一定的自發性，一種冒險和危險感。」 Wohlmuth報導了從蘇聯解體到三里島事故的所有事件，該報導贏得了記者團隊和Wohlmuth自身的普立茲獎。
大約在1993年，Wohlmuth照顧她身患絕症的母親，並與其他作者聯合著手編寫《姐妹》一書。除了負責報社的拍攝任務外，她還成為了費城訊問報處的攝影總編。責任感使Wohlmuth不堪重負，她決定與丈夫去渡假，重新充電，就在他們休假之前，有人放了一份Ned Hallowell（是一位專門研究ADHD的美國精神科醫師）所著的《分心不是我的錯》的副本在她的桌上。Wohlmuth帶著這本書來到海灘並開始閱讀。她說「我開始哭泣，因為書裡所描述的情況就是我！」在頓悟的那一刻，酒店禮賓部的員工告知我《姐妹》已經在《紐約時報》暢銷書榜上排名第二的消息。不久，在47歲的時候，Wohlmuth被診斷出患有ADHD。
自離開報社以來，Wohlmuth會用便利貼來妥善安排自己的大小事，會隨身攜帶記事本記下每一場的會議，也會用不同顏色來分開註記私人和公事的活動事項。她向其他同樣也受ADHD困擾的女性朋友們建議：「尋找並接受專業幫助，閱讀有關ADHD的每一本書，了解ADHD是什麼。您會發現自己在這條路上並不孤單也不愚蠢，您很聰明，只是大腦的功能有所不同而己。」
Karen O’Donnell，55歲（紀錄片製片人）
O’Donnell說「在製作《我的心靈》的過程中，我意識到，也許我會出現在紀錄片裡。」果然，2008年，拍攝第二部關於她ADHD的兒子時，她被確診ADHD，那年，她52歲。
當她兒子得知她母親也是ADHD患者時，「他開始拼湊起一些蛛絲馬跡，他說，從很多方面來說，他認為我的ADHD使事情變得更糟，因為我讓事情都變得複雜。然當他得知我也是ADHD患者時，他對自己感到更自在，因為在我被診斷ADHD之前，我不認為他能接受自己是ADHD患者。」
其實O’Donnell早在製作《我的心靈》前的兩個月就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有ADHD，她說「有次與家人出外露營，四天內，她三度丟了車鑰匙；接著她說她並沒有因為這樣感到焦慮，可是持續無緣無故的弄丟鑰匙的這件事確實也困擾著我。」當精神科醫生Atilla Turgay博士接受O’Donnell的《我的心靈》採訪時，暗示她可能患有ADHD，O’Donnell表示當下聽到時，「我鬆了口氣，因為我知道我的懷疑是正確的。」
「健忘」和「難以安排事情優先順序」困擾著O’Donnell一生。O’Donnell說「我將永遠無法獨自管理自己的時間！我總想著要在同一時間做很多事情。」由於她所從事的電影事業對於時間的掌控很重要，因此她運用許多時間管理的策略來幫助她面對ADHD所帶來的困擾，像是她會與團隊合作來確保自己跟上進度，也會額外製造時間確保自己的任務能夠按時完成。時間管理對於O’Donnell交友來說也是個挑戰，但她說她的朋友們也找到方法，例如約好12點吃飯，那就會告訴我要11點集合，這樣我就再也不會忘記或遲到了。
O’Donnell也會使用朋友互助的方法來幫助自己管理每件事，她解釋「朋友遇到困難時，我們會互助，例如我會說，本週我可以花一個小時來幫助您。那您願意花15分鐘來查看我的行程安排，並檢查我完成的進度嗎？」O’Donnell說「要誠實地說出自己的長處和短處。」
Debbie Young，56歲（視覺藝術家）
屢獲殊榮的藝術家Debbie Young接受華盛頓的委託，並在全國展出她的藝術作品。Young擁有華盛頓大學的藝術與人類學學士學位。受到華盛頓州喀斯喀特山脈自然美景的啟發，Young將木材和石材融入到她引人注目的雕塑中，並在抽象畫作中使用不同的質地。
作為一名藝術家，Young認為ADHD是一種優勢。她說「我的看法和別人都不同，使我能夠作出獨一無二的聯想。」在她的職業生涯中，Young嘗試過各種不同的創作風格，繪畫、攝影、素描和雕塑。「這是一件好事，但也不容易，因為我還未定出風格而無法深入探索。」
某天，Young在照顧自己身患絕症的妹妹，發現自己已經被工作淹沒，於是她決定改變生活，與她的丈夫合買一座位在華盛頓的埃倫斯堡的農場。
Young不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工作，而是照看山羊和花園，但是她錯過了她作為專職藝術家的機會。她說「在診斷之前，我已經進行了數年的談話療法。」該治療法有助於重新聚焦她的生活。她也提到「早在小學時，就寫過一篇題為《孤獨的孩子》的作文。我一輩子都在想，為什麼我總是如此格格不入？」 進行了自我診斷後，Young告訴治療師她認為自己患有ADD，她說「我想讓別人以不同的角度來評估我的情況。」 Young說，2011年，她55歲時被正式診斷出ADHD。
Young常因自身ADHD的症狀總是會在與人聊天時神遊，例如討論重要事情或是優先順序等，都很難跟上話題，她說「我接收不到資訊就更別說記住資訊了。」
Young對於維繫友誼方面也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因為她不會主動與朋友們保持聯繫，反之，她喜歡獨自與山羊共度時光。她說「自己玩就夠快樂了！」
如今，Young會通過閱讀書籍來了解有關ADHD的全部知識，也能從規律的生活獲得益處，例如每天餵山羊喝奶。同時，她也一步步地找到自我藝術風格，她提到「過去她的大腦常處於高速運轉狀態，但開始有了農場後，務農生活幫助她慢下腳步並把每日所該完成的任務做好，相較於過去大腦總維持在高速運轉的情況下，雖不易，但這是我必須要改變，而我正在努力這麼做！而這樣好的改變對於我創作藝術也有幫助，因為透過放慢腳步能夠使我從生活中得到更多不同的靈感。」
Sarah Blyth，39歲（加拿大溫哥華公園局公園委員會委員）
Blyth說「長大後，我覺得自己和大家都不同。」對於Blyth而言，從她痛苦的校園生活到成為溫哥華公園局（Vancouver Parks Board）委員，這是一段漫長的路。2010年，在她連任第二任期前，她向大家公開她是一名ADHD的患者。Blyth說「我想把這件事告訴大家，讓大家知道患有ADHD的孩子是多麼有才華且富有創造力，也許這些孩子尚未意識到自己的能力，但我想為他們做點什麼，而非替他們擔憂。」
Blyth小學階段時就出現ADHD的症狀，像是「無法好好坐在位子上」或是「專心上課。」學校老師在我入學那刻就知道我無法好好學習，求學時間，成績落後也自卑，就在16歲那年，被精神科醫生確診ADHD。
就在她20歲出頭時，她的人生來到一個轉折點，當時她在社區中心接受社工的輔導，Blyth說「那位社工相信並理解我，透過她的輔導，漸漸地我對於我所擁有的能力感到自信。」Blyth深刻地明白身為弱者的感覺，她用她喜歡助人的天賦，在溫哥華某間專門收容無家可歸的人的機構擔任心理輔導員。
Blyth現在擔任公園董事會委員的第二個任期，必須邊工作邊獨力撫養她8歲的兒子，這使她的生活變得加倍不易。她說「我總是丟三落四、忘東忘西，就連帳單也忘記要付，整個生活就像是失控了一樣。」為了不讓ADHD所帶來的症狀影響生活，Blyth會用散步的方式來幫助她參加會議時可以更專心，而記筆記的辦法可以幫助她保持注意力並知道會議討論的內容。為了彌補雜亂無章的生活和不良的記憶力，她會列出待辦事項來逐一完成。
Blyth說，就算ADHD給我的生活帶來不少挑戰，我還是想與ADHD成為好朋友，雖然很辛苦，但是就像是遇到任何困難一樣，總會學到什麼，不是嗎？
Martha Fenwick，55歲（成人教育者）
Martha說「我的生活很成功，因為我傾聽自己的內心，並敞開心胸接納一切可以讓自己感到快樂的事物。」就如其他ADHD患者一樣，Martha發現，她的快樂來源會因為不同的挑戰而變換。Martha獲得加拿大皇后大學戲劇和藝術史學位後，繼續獲得了幼兒教育文憑。
Martha在安大略省金斯頓開了一間日託中心並已成功經營11年。為了打破常規，她接下加拿大北部的努納福特（Nunavet）的客座講師邀請。幾年後，她賣掉了自己的生意；那年，Martha剛滿30歲，再婚兩年，目前住在丈夫的農場裡。沒有了自己的事業後，Martha因ADD所引起的「注意力不足」和「時間管理不善」的症狀又回來了。於是，Martha的丈夫擔任起教練，提醒她專注並鼓勵她好好地把任務從頭到尾地完成。
Fenwick說「當我們開始了解生活節奏時」便符合史蒂芬．柯維的農場法則—即「必須放下速成的各種時間管理工具，願意檢視自己的生活、不斷內省、傾聽內心的聲音、有了深刻的自覺之後，將時間花費在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上。」對於我們患有ADD的這些人來說，農場是最好的禮物，因為您無法逃避常規或責任，而例行性事務的生活規範就是滋潤我們生活的養份來源。
Denise R.Greenwood，50歲（外科醫生）
專門研究乳房腫瘤的外科醫生Denise R. Greenwood說「31歲時被確診ADHD時，我超開心，因為我終於獲得解答，把過去我想知道的謎題都解開了。」
Greenwood表示「從醫學院畢業之前，有一部份的謎題是有關學業成績方面的問題，因為除了考試以外我的表現都沒有問題，但考試成績卻都不理想。」31 歲時，當Greenwood就讀馬歇爾大學時，被當時創立高等教育學習問題中心（HELP-Higher Education for Learning Problems）的Barbara Guyer診斷出ADHD。Barbara Guyer是教育、學習障礙和ADHD領域的專家，HELP創建旨在幫助醫學生和醫師在學術方面所面臨到的挑戰，特別是有學習障礙和ADHD。
她說「我意識到ADHD對我生活的影響比我過往所認知到的還巨大。」在得知我是一名ADHD患者時，我下定決心去多方研究並了解ADHD、接受治療，然後增加運動等治療方法。
Greenwood提到「現在，我的人際關係越來越好，與人相處時，我也不會心不在焉，如果你不能專注於別人在說什麼，就很難建立成功的關係。」
她說「ADHD沒有理由阻止您做任何事情。在被診斷出ADHD之前，您的人生可能是跌跌撞撞也可能是充滿挑戰，但您知道嗎？您還是能夠克服一切的！」
作者：ZOË KESSLER